金锁记张爱玲 结合金锁记谈谈你对张爱玲
张爱玲的中篇小说《金锁记》，塑造了曹七巧这样一个悲剧人物。她的悲剧形象的塑造是一层一层的加深的，首先是外界的种种原因使曹七巧成为了一个受害者，而后受害者成为了充满仇恨的报复者，扭曲的人性使曹七巧亲手加深了自己的悲剧。
曹七巧是麻油店的女儿，用丫鬟们的话说就是“低三下四”，嫁到姜公馆这样的大户人家只是因为姜家二少爷是个天生的软骨病，娶不到门当户对的媳妇儿。曹七巧的亲哥哥收取了礼金，便将曹七巧“卖”进了姜家，伺候患病的二少爷。于是，曹七巧就这样将青春埋葬进了暗无天日的姜公馆，守着一个瘫痪在床的丈夫开始了婚姻生活。
曹七巧的悲剧形象可以从她在文中的四次哭泣来体现。第一次哭泣是曹七巧在向自己的小叔子姜季泽诉苦的时候。文中这样写道：
“七巧道：‘天哪，你没挨着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她顺着椅子溜下去，蹲在地上，脸枕着袖子，听不见她哭，只看见发髻上插的风凉针，针头上的一粒钻石的光，闪闪掣动着。发髻的心子里扎着一小截粉红丝线，反映在金刚钻微红的光焰里。她的背影一挫一挫，俯伏了下去。她不像在哭，简直像在翻肠搅胃地呕吐。”
此时的七巧是一个渴望爱情也渴望情欲的年轻女人，她全部的渴望与幻想都萦系在这个花钱如流水，捧戏子逛窑子的姜季泽身上。然而姜季泽并没有回应七巧的感情。他拒绝了她，不是因为伦理道德，而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不安全而且很麻烦，不能沾。曹七巧哭的很压抑，听不到她哭的声音，就像听不到她的情感诉求和对正常婚姻生活的诉求一样。让一个健康正常，活生生的年轻女人守着一个毫无感情的瘫痪病人过一生，实在是对生命的摧残。
第二次哭泣是在曹七巧的大哥大嫂来探亲的时候。文中写到
“她嫂子那句‘姑娘受的委屈也不止这一件’的话却深深打进她心坎儿里去。七巧哀哀哭了起来”。
从这里就可看出七巧在姜公馆生活的压抑，而这压抑又是因为自己的亲哥哥一手将她送了进来，这是双重的悲哀。她受尽姜家上下的耻笑与鄙夷，还要忍受不幸的婚姻生活，而对唯一的娘家亲人，既心有埋怨，又逆来顺受甚至还有些许依赖。所以在大哥大嫂上门打秋风的时候，她也是出手大方，并且发泄一般的哭了一场。这次不再是压抑的哭泣了，因为面对的是自己唯一的亲人，即使是他们把她推进了不幸的深渊。
出门后，七巧的大嫂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这位姑奶奶怎么换了个人？没出嫁的时候不过要强些，嘴头子上琐碎些，就连后来我们去瞧她，虽是比前暴躁些，也还有个分寸，不似如今疯疯傻傻，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就没一点儿得人心的地方。”
可见原本心理健康的七巧已经在默默忍受的表象下产生了性格上的扭曲。
第三次哭泣是在姜家分家的时候。七巧对这一天可谓是期盼已久，文中这样描写七巧的心理：
“今天是她嫁到姜家来之后一切幻想的集中点。这些年了，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可是连金子的边都啃不到，这以后就不同了。”
可是，分家的结果却是不公平的，七巧在堂屋里嚎啕大哭，拖着儿子长白大声哭诉。可是除了将主持分家的九老太爷气走，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到最后，该怎么分家就怎么分了，孤儿寡母依然被欺负了。渴望抓住钱财的曹七巧再一次落了空。
分家之后，曹七巧带着一双儿女租了间房子住出来，靠那一点在姜家压抑了十几年才换来的死钱过活。这时，曹七巧爱过的姜季泽上门拜访了，他向她诉说自己的情感，将之前的冷漠解释为在姜公馆对七巧名誉的保护。这一刻，七巧是欢喜的。然而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姜季泽就说出了自己的来意。他想做中介让七巧卖掉田产——原来他是想她的钱，她卖掉一生才换来的几个钱！曹七巧暴怒，把姜季泽打了出去。这次是她的第四次哭泣：
“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没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脸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
从此，她再也不剩什么了，青春的岁月，爱情的憧憬，都没了。
“原欲就像一条河流，如果它受到阻碍，就会溢向别的河道”，失去了享受爱情的可能性，曹七巧的追求转而变成了对金钱的绝对控制。作为女人的她已经被金钱杀死了，作为母亲的她也成为一个变态的疯子。她嫉妒自己的女儿长安，敌视自己的儿媳，破坏儿女的婚姻，毁灭他们的人生。她自己不幸福，也绝不让别的女人幸福。在她眼里，谁都像是觊觎她钱财的敌人。至此，曹七巧已经是一只被金钱牢牢铐住的困兽，龇牙咧嘴，丑态百出。曹七巧的后半生就像文中写到的那样：
“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
曹七巧就这样抱着恨意与遗憾与世长辞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曹七巧的人生悲剧？
首先，正是金钱，让曹七巧的兄长将她卖进了姜公馆，拉开了七巧一生不幸的序幕。当七巧饱受大家族的欺辱，彻底变为一个复仇者的时候，也是金钱，成为勒死她的镣铐，让她成为了一个变态的非人者。可以说，对金钱的贪欲主导了这场悲剧并一步步推进了这场悲剧。
其次，在男尊女卑，等级森严的旧社会制度下，曹七巧很难反抗。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女人只能作为男人的附庸存活，“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曹七巧不能反抗兄长对她婚姻的安排，只能嫁入姜家。嫁进去之后只能够以丈夫为中心，忍耐一切欺辱以换得生活物资。当丈夫死了，儿子长白长大，曹七巧的依附对象就成了长白，她变态的迫害自己的儿媳妇，缠着长白陪她聊通宵抽大烟，生怕儿媳妇会将唯一的儿子从自己身边抢走。她将自身的悲剧延续到了他人身上。
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则造成了曹七巧在姜公馆与他人关系的尴尬。小门小户低三下四的女子突然攀上了姜家这样的高枝，势必是要被嚼舌根戳脊梁骨的。从小说一开头就可以从丫鬟们的对话里看出曹七巧在姜公馆中是孤独的。谁都看不起她，也不愿意包容她。七巧在姜公馆的交际圈里是个口无遮拦、自讨没趣的小丑。面对众人的爱搭不理甚至尖酸刻薄，七巧皆以麻木的厚脸皮回敬。与他人关系的恶劣加深了七巧的孤独，她像是一头蹲在人群中的异兽，只能独自舔舐伤口。
曹七巧作为一个地位低下的女人，要不然依附男人的情感，要不然依附男人的钱财，要不然两者兼而有之。但曹七巧既没有抓住男人的情感，也没有抠出男人的钱。她只能作为一个牺牲品，将黄金枷锁一辈子戴在身上，夜以继日，将灵魂也压的伛偻。从此，她就从一个受害者变态成了一个害人者——这才是更深层次的悲剧。
这个悲剧的来源，就是第三个原因，曹七巧自身的消极退让。她放弃了抗争，放弃了做人的尊严，放弃了充满爱意与温暖的母性，只换得一副黄金的枷锁，锁住了她的一生。曹七巧的性格虽然泼辣，但实际上一直都在逆来顺受，不曾为自己反抗过一次。她听从兄长的安排嫁人，在姜公馆中忍耐，分家产时只能软弱的嚎啕大哭却不能为自己的权益做一点点斗争。她放弃抗争，却又将满腔恨意发泄在自己的儿女和周围的丫鬟婆子身上。七巧的愤懑得不到合理的发泄，终于一步步走向了疯狂。
受害者在戕害下成为害人者，被吃者在残忍下成为吃人者——这已经超越了曹七巧个人的生命悲剧，而成为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