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欧亨利是美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创始人，与契诃夫和莫泊桑并列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欧亨利最富盛名的作品当属《麦琪的礼物》，而较少为大众所知的《警察与赞美诗》则同样是一部打上鲜明“欧亨利烙印”的短篇，且比前者有着更深刻的时代内涵。

《警察和赞美诗》讲述了流浪汉苏比的故事。苏比因为想要过一个温暖的冬天于是想要违反犯罪被送进监狱，屡屡以身试法却被警察视而不见，在回家的路上听到了教堂里的赞美诗演奏后决定改过自新，却在这时因为“流浪汉身份”被送入了监狱。

“欧亨利手法”成为后代作家相继模仿的一种表现手法，比如单“欧亨利式结尾”就可以在文学评论中独居一隅。这部短篇方方面面流淌着“欧亨利手法”的血液，所以在短篇小说领域久负盛名。本文将从主题选择，语言表现，隐喻三个方面分析“欧亨利手法”在此部经典短篇中的使用。

01 欧亨利式主题- “生活给小人物开了个玩笑”

小人物是欧亨利挖掘人性本质的武器：人性本善，与阶级地位无关

在主题选择上，欧亨利从没有隐藏过自己对小人物的青睐。小人物不起眼，无法在真实生活中闪耀光芒，却因为是生活中真实存在人物的映射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所以在欧亨利的小说这个虚构的舞台上成为主角。

在《警察与赞美诗》中，苏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底层人物”：生活在美国繁华纽约城中，却分享不到伴随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果实，甚至没有一个夜晚的栖息所。无论是苏比，还是《最后一片叶子》中的老画家贝尔曼，亦或是《麦琪的礼物》中的贫困夫妻都是当时美国经济快速发展大背景下的“产物”而已- 他们代表一类人，他们生活在聚光灯外，他们常常没有话语权。

从外看，小人物的存在跟物质极大丰富的“主流美国人”形成极大的反差；

从内看，他们都有“人的共性”。

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小角色是欧亨利挖掘人性本质的武器。欧亨利相信“人性本善”，但他并不会回避呈现小人物的缺点。苏比是一个不遵纪守法并且好吃懒做的“社会蛀虫”，《爱的牺牲》中德丽雅和乔是贪婪的年轻夫妻。但是欧亨利却在有意无意间还了他们一个“公正”：贪婪的体现只是想要在晚餐后吃一点奶酪和牛肉卷而已，苏比也不过是想过一个暖冬。这种因生活所迫带来的恶习被欧亨利看在眼里，他的作品中有着极大的善意。

欧亨利在《我们选择的道路》中说到：

我们成为哪一种人，完全由本质决定。小人物的天性也是善良的，他们在并不友善的生活中。

同样是表现小人物，同样是短篇小说大师的莫泊桑的手法则不尽相同。在《项链》中，一对中下层小资产阶级的夫妻因为“虚荣”而葬送了自己几十年生活的故事是从“人的自省”角度出发，侧重点是人性的恶。相比之下，欧亨利则更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人性本善，与阶级地位无关。

短篇小说这个舞台上，小人物常有，“欧亨利式小人物”不常有。

老天开的玩笑VS欧亨利式结尾，欧亨利把握有限的确定应对生命的不确定

有人说：

欧亨利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纽约当成了一枚向上抛出的硬币，正当你在它将要落地的时候想猜出正反，他却微笑地，把硬币变成了礼花，缤纷灿烂，只留下人怔怔地观赏。

如果说欧亨利手法中只选出一个代表性的点，莫过于是有一个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尾。欣赏欧亨利的小说就如同进入了一个欧亨利亲手打造的迷宫，在每一个分叉口永远不知道该往哪转，也永远不知道哪里才是最终的出口。

在《警察与赞美诗》中，当所有人都以为苏比改邪归正这个“圆满的大结局”的时候，苏比却被抓进了监狱。欧亨利的表现手法提升作品的艺术性的同时，更是一种赤裸裸的讽刺。生活给小人物开了个玩笑，欧亨利却把这种生命的无常不确定性和字里行间看不到的“残酷现实”的确定性放在了一起。

工业革命之后的美国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就，贫富差距却日益增大；纽约光鲜亮丽，司法制度和社会制度却不堪一击只做摆设。警察的五次“误判”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一个“必然”的事件。

“意料之外”的结尾很多，没有“情理之中”的结尾却难以叫做“欧亨利式结尾”。例如莫泊桑著名的《项链》结尾：女主人公花数十年偿还完自己借一条昂贵的珍珠项链之后，却发现项链是假的。这里作者使用的是“偶然性和巧合性”，通过巧合的营造给读者带来的强烈的反差感，但意外有余，反讽不足。

面对老天开的玩笑，欧亨利给了他的主人公们一个看似艰难也不失合理与善意的结局。

02 欧亨利式语言特点 - 黑色幽默是作者的叙事态度，却是读者的流泪体验

修辞手法带来的幽默感烘托出了悲剧的气氛，字里行间呈现出作者的辛酸史

不可否认欧亨利想用“非贵族”式的幽默来“笼络”自己的老百姓受众，但更多是借助语言方面服务主题，借助小人物的外在滑稽的形象特征表现悲剧本质。

比如，

“两个侍者干净利索地把苏比往外一叉，正好让他右耳贴地摔在铁硬的人行道上。 他一节一节地撑了起来，像木匠在打开一把折尺...... ”

前半句“叉”“铁硬”等俚语的使用降低阅读门槛，后半句比喻的手法则让人捧腹。两句画面感极强的精干的语言，让读者暗笑苏比的“自作自受”，却会顷刻变换感受同样无奈于苏比的“自作自受”。

弗里德曼对欧亨利式的黑色幽默评价道：

“它是幽默的，但在幽默中包含着阴沉的东西; 它是绝望的，但是在绝望中又发出了大笑。”

这就是让人流泪的黑色幽默，掐住了读者的喉咙，让他们的笑像鱼刺如鲠在喉。苏比是让人快乐又心疼的，而苏比的经历又何尝不是欧亨利境遇的映射。

欧亨利就是另一个苏比。苏比是流浪汉，欧亨利从小就寄人篱下，四处颠簸；苏比认为监狱是自己最好的归宿，而欧亨利曾经被监禁过多年。更重要的是，欧亨利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对于“苏比们”的生活太了解。

因为“写自己”，这样的“欧亨利幽默”是别人难以模仿的。读到苏比，脑海中会呈现一个形象：在街上乞讨，被人羞辱打了，内心却还有一颗想要写作有着更多想法的一个中年男子。但欧亨利并不在作品中直接表达自己的经历和倾向，而是在客观冷静的“黑色幽默”叙事中让读者品味。他放下了写作中对于苦的直白描写，是想要为自己，也为他的小人物读者在这个苦的世界守一份甜的角落。

反讽的剧情是幽默的核心推动力，是欧亨利自然主义宿命论的直接体现

若语言的黑色幽默是流淌在欧亨利血液和经历中的东西，反讽的剧情则是欧亨利幽默的核心推动力，是他宿命论态度的映射。

在 《使圆成方》这篇小说里，欧亨利曾有这样的表述: 自然界的事物是循圆周运动的，人为的事物则沿直线行进。 自然的事物是圆形的;人为的事物则有棱有角......美是完善无 缺的自然;圆形是它的主要属性......直线表示自然界的事物受 到了歪曲。

欧亨利对于自然圆形的崇拜带来了创作中的对于圆形创作结构的追求：圆形结构是通过剧情的非直线发展，最终使起点和终点重合。

《警察与赞美诗》中有主要三处”“曲折成圆”的剧情：为了能有一个温暖的地方度过寒冬，苏比竟然选择违法犯罪被关进监狱；咫尺之遥的警察四次见到违法犯罪而不为动；苏比转变了自己邪恶的思想。若其中一处出现直线结构，则无法实现起点和终点的连接。苏比最初的梦想是想要进监狱，最后果真进了监狱，中间兜兜转转，形成了完美的圆形结构，也给足了欧亨利空间去表达讽刺的意味。

“圆形结构”的反讽剧情无独有偶的出现在《麦琪的礼物》中。丈夫卖表给妻子买梳子和妻子卖头发给丈夫买表链的过程，读者读到的不仅仅是欧亨利幽默的天性，还有态度的表达：两个人因为爱彼此付出了所有，但是在命运的捉弄下却兜兜转转回到一个原点。

和莫泊桑和一样，欧亨利也是现实主义的作家，但欧亨利的作品中却充满了“宿命伦”的表达，他让读者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却后背发凉：无论苏比还是德拉，似乎他们怎样挣扎，都无法避免最后的下场。这种自然主义宿命论的出现不是偶然，正是欧亨利独特的经历所造就，而圆形结构正是“自然主义宿命论”表达的最佳工具。

03 欧亨利式深层隐喻 - 二元对立的警察和赞美诗只是提线木偶

欧亨利的小说之所以不被替代，是因为他的三个暧昧：问题暧昧、回答暧昧、过程暧昧。

读第一遍，感觉欧亨利并没有把一个隐藏的道理说清楚。

读第二遍，发现隐喻才是欧亨利的手法，“警察和赞美诗”是读者与欧亨利建立思维连接的桥梁。

乔治.莱考夫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到：

隐喻不仅仅是语言词汇的问题，还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手段。

警察代表着政治上的统治阶级，拥有着最终话语权和一票否决权。而赞美诗是宗教上的心灵归属，是人们精神上的引领和统治。但两者却是不对等的二元对立：当两者必须要“正面决斗”的时候，欧亨利采用了他一贯反讽的手法。

警察是人们安全感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小说中警察出现了五次，却每次都完美错过了犯罪现场：有因为无能对于犯人的错误判断，有对社会不良现象的熟视无睹，也有最后不知让人作何思考的一幕：一棒子打死了一个受到“赞美诗”感化想要成为重新成为好人的流浪汉；而真正让苏比改过自身的武器-却是最没有力量的代表着宗教的赞美诗。

欧亨利在《提线木偶》中使用了类似的隐喻，提线木偶象征着被物质欲望所操纵的人类，詹姆斯和钱德勒分别被金钱和酒精操纵，俨然成为了行尸走肉。

乔治.莱考夫说：“新的隐喻创造新的理解，从而创造新的现实”。“警察和赞美诗”不过只是欧亨利的提线木偶，是他创造新的理解和新的现实的工具。

04 结语

“主题”“文学性”“意义感”是文学作品能够经历时间检验必须的要素，三者的完美融合也帮助欧亨利树立了自己的风格。对于主题上选择的“平凡性”“现实性”注定了作品的时间意义，而文法上的表达则让欧亨利的作品留存了即被当代读者喜欢也受那个年代读者青睐的质感。

美国耶鲁学派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说：

对于欧·亨利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留住了一个世纪的观众：普通读者在他的故事里看到的是他们自己，不是更真实或者更奇怪，而是像他们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一样。

为了留住这些观众，欧亨利构建了“欧亨利手法”；为了让读者看到他们自己，欧亨利用流泪的黑色幽默写出了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