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雨落在横山上 大雨落在横山上一字谜

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现在大家有种感觉，大街上随手抓一个都是大学生，连研究生都不稀罕了。

我们用了70年，将文盲率从80%降到2.67%.

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解放初期的东北农村，一张追捕重要犯罪嫌疑人的通知书从县里发出，通知发到村里，新上任的村支书却一头雾水。

从小到大，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支书面对通知犯了难，看不懂啊！他只好摸着黑，在村里挨家挨户的去请教“有学问的人”，可偏偏村里人和他一样都是文盲。

当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识字的“路人”帮忙时，却不知道，这个人正是通缉令追捕的人……

废除汉字的争议

1918年，北大教授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文化圈炸开了锅。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

钱玄同说，为了救中国，必须废汉字。

这个主意今天看起来荒诞，在当时却是大师们所讨论的焦点。

包括蔡元培这样的大师在内，很多人都想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走国际化路线。

因为他们觉得，汉字的难读难写，影响到了识字的普及，民众的觉悟。无先进之国民，必无先进之国家。

大师们说话文绉绉，有的人更直接。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借徐特立之口，这样描述30年代的西北农村：

除几个地主、官僚和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能读书写字。文盲几乎达95%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地方。你不晓得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有害。

每到冬天农闲季节，陕甘宁边区的农民们便会被组织起来读书、识字。除了集体扫盲，还有个别教学、炕头教学、送字上门、巡回教学等多种形式，总有一款适合你。

那时的陕甘宁边区，为了扫盲，正大力推广一种新文字，就是拼音文字。

毛泽东也是拼音文字的提倡者。

他自信地对斯诺说：

文盲问题，对于一个真正想要提高人民经济生活水平的人民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任务。早晚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废除所有的汉字，如果我们决心创造出一种群众能参与的新型社会文化的话。

1940年12月，边区政府就颁布法令，确立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之地位。为了配合新文字的学习，不仅出版了拉丁化文字的课本，还办了一份用拼音文字写成的《新文字报》，全部是拼音。

不知道的打眼一看，还以为是英文报纸。

但是，当时的拼音尚不完善，致命的弱点很快暴露出来：它无法标识音调。

比如，“wenzi(文字)”、shihou（时候）、yiwu(义务)，也可以理解成“蚊子”“事后”“衣物”，容易造成混淆。对文盲来说，经常需要早上学识字，晚上学发音。

没过多久，这种新文字的推广工作就停止了。大家还得从头来过，走捷径是不行的。

国民政府当然也一直在扫盲，有得有失。蒋介石在推行他的“新生活运动”，口号是南宋大儒朱熹的名言“国之四维，礼义廉耻”。

对于当时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谁懂礼义廉耻什么意思，大家只想吃饱肚子。

同样在这一年，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一部系列动画片的第一集上映了：《猫和老鼠》。

当时，美国的文盲率是：3.2%。

扫除文盲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共中央、国务院郑重提出“扫除文盲是我国文化上的一大革命”。

1950年6月，第一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通过了这样一条提案：“请速组织中央普及识字教育委员会及教学方法局，专门负责识字教育工作；并在委员会指导下成立文化军以消灭文盲案”，而提案人之一，就是著名的文学家巴金。

当时中国的5.5亿人口当中，至少80%都是文盲。

有的人将肥料的比例配错，毁坏了庄稼；新农具因不会使用而毁坏；记工分时不会写字，只能划横道，时间一久就乱，引起争吵；更有甚者，村会计利用农民不识字，胡乱记账，贪污钱粮。

别说农民，干部的水平一样高不到哪里去。

河北省的西高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外村学习农业合作社的经验。

等回来向村民传达内容时，看着自己本子上的圈圈点点，硬是想不起来记的啥内容，急得满头大汗。

不识字的人，遭遇的最大困难，并不是文字本身的用途，而是对世界产生的畏惧和退缩，进而丧失勇气和独立人格。

这年，村里的几个妇女到县城开妇联会议，因为不识字，本想买棉花，却进了男厕所。她们再也不敢出门了，宁可在村里待着。

扫盲运动先锋队

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各地在编写的扫盲课本上着实费了一番功夫。不同地区，针对不同人群，都有不同的内容。

以工农识字教育为主的工农业余学校、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工农速成中学等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兴起。

这场运动能成功，靠的不仅仅是国家的决心和执行力，更有来自民间的花样百出的“神操作”。

军队纪律严明，方便组织，且当兵的都是精壮青年，无论是体力上还是智力上，都是最成熟的，所以，兵哥哥就成了扫盲运动的先锋队。

早期，军队里用的是“三五教法”，即一天就教三到五个生字。

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那些兵哥哥一般都当了二三十年的文盲，没有任何基础，那个年代条件很有限，靠的就是死记硬背。就算一天只教三五个字，他们也未必记得住。

效率太低，怎么办呢？

有个叫祁建华的年轻干事，读过大学，他研究出一套“速成识字法”，在还没有拼音的年代，利用“注音字母”，使全国5000多万人摘掉了文盲帽子。

注音字母就是图上看起来有点像日语片假名的符号，现在已经很少人会使用了。

但是在当时，这套方案简直开挂。据说能使一个文盲在不到30天的时间里，学会3000多常用汉字。

为了识字，战士们有多努力？

他们日常的训练就已经很耗体力了，中间还要挤出时间来背字，吃饭、洗澡、睡觉前都不放过。

行军的时候，每个战士背后后面都贴着注音字母，后面的人就可以一边走，一边看着提示默默地记。

1952年的全军运动会上更是奇葩，出现了一边比赛，一边学习的奇葩场面。

跑步比赛时，发令枪都免了。

每位选手发一张纸，一支笔，蹲在起跑线前。

裁判一声令下，选手开始奋笔疾书，谁先写完谁先跑。

为了赢得比赛，选手们在赛前除了加强体能训练，还得玩命地练字。这就真正实现了“四肢发达，头脑也不简单”。

祁建华的方法行之有效，很快就被推广到工人和农民当中。

扫盲学习班

但农村的扫盲运动可复杂多了。

为了将农民们集中起来，农村里办起了扫盲学习班，一般在暑假开班，由村里的上过学的学生充当扫盲教师，教材由教育局统一编写免费发放。

但问题是，农村不像军队大家的年龄和水平差不多。

村民男女老少，各个年龄层都有，他们还要干农活、杂活，光把他们集中起来就难，加上个人水平和接受能力的差异，让人头疼。

军队的方法行不通，农民就自己创造方法。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一个三百户人家的村子，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

文化水平低，给这个村子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少麻烦。

当时，合作社找到其中7人担任记账员。可他们也是勉强认得几个字，许多社员的名字、农具、肥料都写不出来。

他们只好用画圈、画杠代替，时间久了，圈圈、杠杠满天飞，成了一笔糊涂账，搞得合作社差点办不下去。

针对这个问题，村里的团支部决定，“干什么，学什么”。

就是要求村民先学自己的名字，然后再学各种农活、农具、牲畜等等相关的字。

初春时，大家忙着春耕和送粪，他们就学“春耕”、“送粪”两个词；捕打红蜘蛛的时候，他们就学习“红蜘蛛”；该翻地了，他们就学“翻地”。

白天劳动间隙，老师把黑板背到田间地头，喝口水的时间也在教学。

为了巩固记忆，每天晚上把村民集中起来复习。

高家柳沟村的成功案例，很快又推广到全国农村。

为了识字，农民们有多拼命？

挖完地抽口烟，顺便背一背；推车时背块小黑板，方便后面的人学习；放牛娃也一边看牛一边学习；妇女背着孩子也要学习。

虽说扫盲运动从城市深入到农村，收效显著，但毕竟成年人主要的精力还是要放在温饱之上，不是人人都积极学习。

思想上不想学的人，你使劲往里灌也没用，得先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

教育战线特等劳动模范

马景武，1935年出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源潭镇人。

把识字课堂变成生动有趣的典型代表。

1951年，16岁的马景武初中毕业，便加入了扫盲工作当中。

由于爷爷是私塾老师，马景武在农村算得上是个文化人。

也正是因为对农村生活的了解，马景武自己独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识字教学法。

他常常根据字体结构编顺口溜，比如“蒜”字， 二小二小头上长草；大雨落在横山上是个“雪”字；比如“糊”字，爷爷吃饭真稀奇，右边胡子，左边米；老高的头，老李的脚，老陈的耳朵反安着，就是个“郭”字……，他还先后制造各种教具，绘制教学绘画上千幅。

针对部分村民不想学，学不进去的现象，他发明了各种有趣的教具，把农民吸引到课堂里。

上一堂课，他就换一种教具，就像变戏法一样，让整个课堂生动活泼，妙趣横生。

因为教具做得出色，他干脆就编写了一本《成人识字教具简介》，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去。

除了制作使用教具，他还编了一首扫盲歌：

太阳升起来，红光照满天，几十年的文盲睁呀睁开了眼。

太阳升起，红光满天，文盲睁呀睁开了眼。

咱们识了字，提高了文化，看书、看报，顶呀顶呱呱。

两只眼睛亮堂堂，心里开呀开了花；

两只眼睛亮堂堂，心里开呀开了花。

在他的积极组织带动之下，学生越来越多，甚至隔壁村的人也慕名而来参加他的学习班。

50年过去了，有5000多人听过马景武的扫盲课。

马景武把自己人生的50年都献给了扫盲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连扫了三代文盲”。

1986年，他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并授予“人民教师”奖章。

1996年，又荣获国家教委颁发的“中华扫盲奖”特等奖。同年他光荣出席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和教师节庆祝活动。

他所创立的“马景武扫盲直观教学法”被选送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大会上进行交流。

在十年文革中，他虽历经磨难却始终矢志不渝，仍一心扑到教育事业上，做出了惊人的贡献。

从事农民教育40余载，在教学第一线奋斗了48个春秋，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称他是一位“文化科技播种人”。

他所制造的教具和卡片有“速成识字法”，“农民生产谚语箱”，“二十四节气示意图”，“直观教学大型画册”,“一条龙巩固箱”，“便携式识字简筒”等。

他花在农民教育上的钱可以用“万”字来计算，最令人难以忘怀地是马景武把他的青春年华、花甲和古稀之年都贡献给了农民教育事业。

他所取得的成绩中，少不了全力支持他的贤内助妻子。

在办科技班的时候，近的学员三五里，远的十多里，夫人古长贵把学员当亲人，给学员们烧茶送水和做饭，他们的家成了学员们温暖的家。

马景武教书育人的累累硕果，在1996年9月18日至22日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社等新闻媒体前来采。

以“知识改变命运”为题向全国报道，文中说“一个年界花甲的识途老马，夕阳无限，不用扬鞭自奋蹄。

默默耕耘在心爱的沃土上，“以此为乐，矢志不渝”。

1999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主题为“知识改变命运”的系列公益广告，马景武带着自己的“识字歌”与张艺谋、袁隆平、张海迪等名人一起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马景武的先进事迹被选入《中国名人大词典》、《中国科技拔尖人才大全》、《中国劳模大典》等书籍。

马景武出身于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他的祖父、父亲、本人和女儿马大林都是优秀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无私奉献是几代人毕生的追求。

他所住的蔡庄村离源潭镇十余里，是一个偏僻、贫困的村庄。

马景武认为，治贫应先治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他常说读书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

他立足于提高当地农民文化科学道德综合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办起了各种实用技术培训班，除了自己苦口婆心的指导和培训学员外，他还自费聘请外地的专家和科技人才前来讲课。

为了便于学员理解，提高教学效果，他还呕心历血地自制教具、学具达200多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极大地提高了村民的文化素质，改变了村庄的精神面貌，使蔡庄成为远近闻名的文明村。

大女儿马大林通过刻苦努力，成为源潭镇高级小学六年级班主任、教研组长，多次被评为模范教师。

大儿子马俊杰28岁，二儿子马俊孝24岁，他俩从小学上到初中高中，都是在源潭镇毕业的。

后来大儿子考上驻马店黄淮学院，学习成绩优良，现在武汉理工大学即将毕业，二儿子长期边上学，边打工，加上学校的助学金和奖学金支持，顺利完成学业，现在在武汉一所大学办的航天研究所从事航天事业研究。

两个儿子均在校表现良好，纳入了党员培养对象，他们立志为实现祖国的强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

2016年10月19日凌晨3点15分，马景武老师走了，享年86岁。

他完成了一生的任务，轻松地、欣慰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村支书乔玉典和退休的王全印老师主持了追悼会，在泪雨纷纷中，社会各界数百人冒着滂沱大雨为他送行，表达出了深深的怀念。

走向现代化

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78年，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访问中国，寻求合作，接待他的是主抓教育和科技的邓小平。

之后的事情都水到渠成。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的文盲率已下降到4.08%。

2013年，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担任了教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主席。这是中国人有史以来在教科文组织获得的最高职位。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

想当年——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伦敦成立之时，中国就是14个原始签字国之一。只不过那时还是国民政府，派出的代表团长是胡适。

英美两国为这第一任的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位争得不可开交，最后大家都认可胡适。

不过，那时的胡适心思可不在国际上。另外，中国当时的文盲率至少80%，当国际上管文教的，估计心也够虚的。

胡适拒绝之后，第一任总干事落在了英国人赫胥黎身上。

对，就是我们课本上那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赫胥黎的孙子。

就这样，从1945年胡适和总干事的职位擦肩而过，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长期缺位，再到2013年郝平的当选，中国人足足走了68年。

这半个多世纪的错过，也是中国艰难走过的扫盲之路。

从40年代文盲率80%以上，到2020年的2.67%，既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侧影，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史的贡献。

女孩读书可以改变三代人

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开展过扫盲运动，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收到像中国这样的成绩。

区别就在于，其他国家的扫盲中，妇女被遗忘在角落，而中国的扫盲运动中，妇女是主力军之一。

扫盲教师徐鼎伟回忆他的扫盲往事，提到当时农村人典型的思想：

当爹妈的认为，女小囡读再多的书也是白读的，早晚要出嫁成了人家的儿媳妇。

当时他们村七八十户人家，算上他只有3个初中生，他成绩最好，所以当了全村的“教书先生”。

不识字的男人们对识字班大多不感兴趣（这不怪他们，因为男人日常干重活累活较多，基本没有精力学习），女人的兴趣更浓一点，虽然因为各种原因她们不能参加识字班，但到场的妇女也有20多个。

她们有些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有些是二三十岁的小媳妇，只有一个年过四十的，就是徐鼎伟的母亲。

上课时，大姑娘、小媳妇们觉得新鲜，总是叽叽喳喳，安静不下来。

徐老师在她们面前就是一个弟弟，根本管不住。

最后，还是徐妈妈凭借在邻里的威望和资历，帮儿子维持课堂秩序。

女人识字的目的是什么？

据徐老师介绍，他的一个堂姐积极学习，就是为了给在外地上中专的对象写信。

虽然她在识字班学了好几百个字，但要与男朋友鸿雁传书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她总是拿着男友给她的“情书”，红着脸找堂弟帮忙。

还有一位邻家姑姑，未婚夫在市里工作。

为了能跟未婚夫通信，她学习格外努力，课堂上听课最认真，课外下功夫最多。

后来，她成了班里唯一会写信的“高材生”。

识字之后，年轻的姑娘可以和情郎互诉衷肠，远嫁的媳妇可以和娘家通信，与出门打工的丈夫互通消息。

更重要的是，识字就可以学记账，家里的日常开销不再是笔糊涂账。

那么，没有机会上识字班的妇女怎么办？

中国扫盲运动的一个特色，就是先让一部分人识字，再去教那些不识字的人。

那些学习能力强的青少年，往往最先毕业，他们回到家会教自己的父亲、母亲，甚至爷爷奶奶。

记得张桂梅校长说过：女孩读书可以改变三代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男性主要负责在外面打拼，抚养和教育子女的任务就落在妇女身上。

一个能识文断字的妇女，尝过学文化带来的好处之后，会把它传递给自己的孩子，甚至孙辈。

我们现在很难体会那个年代的人不识字的痛苦。

简单来说，建设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不识字就意味着人才短缺，社会发展缓慢。

对于个人而言，不识字，自己和家人的名字都不认识，甚至钱都会认错，衣食住行样样受阻。

中国教育初始的基调是一场全民教育，而非精英教育。

今天我们觉得识字是理所当然的。

但你之所以有机会识字，有机会上大学，是因为70多年来，无数的劳动人民不懈的努力。

为了扫盲，中国人群策群力，将智慧发挥到了极致。

如果还有人说“读书无用”，就相当于在质疑中国人70年来的选择和努力，那是多么愚蠢和无知！

人才是第一资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语言文字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

全国普通话普及率从70%提高到80.72%，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比例超过95%，文盲率下降至2.67%。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重要贡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旅游组织等10个联合国下属专门机构将中文作为官方语言。

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76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外国正在学习中文人数超2500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人数近2亿。

2021年5月11日，全国第7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除了全国总人口为14.12亿，还有一条人口普查数据值得关注：

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

与2010年相比，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

这是什么概念呢？

全国14亿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已达到2.18亿，和2010年的数据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也就是说，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比15.47%。

看到这里，有人感叹：“现在大学生都这么多了，学历已经贬值了没用了。”

其实不是，相反，大学生人数的增多恰恰印证了学历的重要性。

时至今日，在中国还有文盲吗？

一句话：老文盲在减少，新文盲在增加。

首先，随着教育的普及与推广，传统意义上的文盲已经越来越少了。不要说70后、80后，就是50后、60后都很少有人不会写名字或进行简单阅读了。

这里面，微信、抖音等自媒体的广泛运用应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当今时代，日新月异，一年不学习，可能就跟不上社会的节奏，尤其是像信息、教育、金融等行业，如果一周或一天不学习，可能都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

但看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在继续学习？

有多少人能真正沉下心来捧着一本书看？

大家的时间都被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手机内容所占用。

而其中又有多少是用手机来进行学习呢？

在今天，“扫盲”已经演变成一种终身学习的理念。

如果不能持续地学习、进步，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一个受过教育、“知识丰富”的人也会沦为“新文盲”。

从这个意义上，

扫盲工作，也可说是“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昨天 今天 明天

赵本山说过一句话，他这辈子小品成就的最高峰，就是“昨天、今天、明天”。

那是1999年春晚，他和宋丹丹的一场对谈。那一年，全国人民刚过了不得了的98年，正准备齐心合力跨世纪。

这届春晚之后，李嘉诚投资港币1600万元，拍了一部40集的公益广告，题为“知识改变命运&34;的公益广告，在央视播出。

当河南省唐河县教师马景武，介绍着他的扫盲教具和“识字歌”，与袁隆平、张艺谋等名人一起出现在电视上时。

观众一片哗然：这个老头是谁？什么，50年代的扫盲模范！

张艺谋从下乡知青到棉纺厂工人再到知名导演，他深刻懂得知识改变命运。

中国人对扫盲这个字眼，已然有些陌生了。

历史的车轮一直在向前。

曾经被周恩来赞扬的祁建华的注音识字法，在改良成汉语拼音后就一直留在《新华字典》里，成为现在小学生们识字的必修课。

2009年初，成立了56年的中国教育部扫盲处被撤销建制，各地区的扫盲工作组也分散到教育、民政等其他单位。

有人问曾任扫盲处处长的王岱：

是不是国家不重视扫盲工作了？

王岱一乐：

这证明我们的文盲快扫完了啊。

不过还没高兴一会，教科文组织对于新世纪的文盲有了新的定义，不会使用电脑进行学习、交流和管理的人，将成为“功能性文盲”。

如果按这个标准，估计一些发达国家的文盲率也要攀升。

听起来，中国倒是不用担心。中国没有错过第四波互联网的发展。

文盲的减少，也间接促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用户市场。

今天的人们，恐怕已很难想象几十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

此时的中国，已成为一片智能手机的海洋。

但正如文盲有了新的定义一样。

在义务教育普及的今天，识字已远远不够。

文化普及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