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夫人生活手札 炮灰女的修仙手札

精于书学

在书法上，杨圻早年习书应习馆阁体，他虽不以书家自居，但对于书学之源流极为谙熟。

杨圻曾言民国以后，“迨校制既兴，注重科学，斯学遂见废弃，尝见国学博士、官府大僚，画蚓涂鸦不成字体。而学书不成者，乃援以自文其短。于是三十年来，此事遂废，可胜慨哉。”足见他对书法之见解和对于民国时期北京书坛呈衰靡之势的感慨。

宋贤遗意

杨圻行楷书札

杨圻行楷书札

目前杨圻的书法难得一见，研究者往往重其诗学成就，津津乐道其轶事。

笔者曾见杨氏书札两通，现藏国家图书馆。其手札作行楷书，宋贤意味十足，用墨厚重，笔划开张，呈长枪大戟势，文气中寓一丝武人气质，可能源于他常年戎马倥偬的生涯。

和同时期诗人、词人书法相比，杨圻书法除寓文气外，兼得武将风神，不似文臣之重细枝末节，而是于书写中强调速度、节奏和力量。有些用笔，明显受黄庭坚书风之影响，尤其表现在撇捺之上，纵横伸展。

仔细观察他的书法，似不甚注重字的造型，而求欹侧之势，能于不稳中求变化，堪称寓险绝于平正之中。

他下笔用墨很重，据笔者推测可能早年习颜书，后近取法苏轼、黄庭坚，偏好于古厚的书法。

书法中的杀气

杨圻行楷书札

杨圻行楷书札

杨圻行楷书札

通过杨圻为《书法精论》所作序言，可知他在书法上更侧重于帖学，源于其出身科举的经历。他亦能作碑派书法，虽未见其大字，但其文中所言“近岁臂弯远视，仅可摩崖书榜”即是明证。

再者，据陈兼与回忆，杨圻晚年避居香港，书斋中犹悬挂吴佩孚书：“天下几人学杜甫，一生知己是梅花”一联，可见杨圻不忘故主，同时在书法上可能也受到吴佩孚的影响。

吴氏工于书法，在军中有“儒将”之称，其书早年受馆阁体影响，最初以颜真卿、赵孟頫为宗，后受康有为碑风影响，渐习北碑，得《石门铭》笔意。

吴佩孚

吴佩孚书法以行草最为多见，书风率意随性，体势开张，骨力雄强，在民国时期军阀中以擅书闻名，存武人气质，兼具文人风范。

吴佩孚行草七言联

吴佩孚曾为杨圻著《江山万里楼诗词钞》题字，即是他的代表风格。杨圻尊敬吴佩孚其人，故而吴书亦为他所喜。

吴佩孚题《江山万里楼诗词钞》

因此，杨圻书法亦受吴佩孚影响，具武将之风，兼寓一丝杀气。

我是中国人，只知爱中国

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用尽一切办法试图收买吴佩孚出任伪职，亦对杨圻展开游说，企图以杨劝说吴，当派员询问杨对中日事件的感想时，杨圻则曰：“我无感想。我的感想，我是中国人，只知爱中国”弄得来人亦无可奈何。

千里送书

杨圻和狄美男旧影

后杨圻避居香港，还遣爱妾狄美男挟书至北京劝阻吴佩孚与日本人合作。

日本侵略者百计施尽，均遭到吴佩孚的断然拒绝。

1939年，吴因牙疾复发，高烧不退，后经日本医生医治后猝死。世人均疑为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指示牙医将吴刺杀。

日伪政府为掩人耳目，蛊惑民心，按中国传统习惯为吴大办丧事。

杨圻亦赠有挽联，“本色是书生，未见太平难瞑目；大名垂宇宙，长流正气在人间。”，虽未见杨圻此幅书法原件，但从内容猜测，此联凝聚了杨对故主吴佩孚的敬佩和眷恋，书法应如其诗句一样，高亢激昂，雄肆纵横。

杨圻临终前，还集中最后之精力，撰写成一篇不朽的杰作《攘夷颂》，对抗战中的国人予以激励，表达出了这位诗人的爱国情怀。

亦工篆书

除行草书外，笔者还曾见杨圻篆书一幅，取法《天发神谶碑》，但用笔似不甚灵动。

后见史籍中杨圻家世记载，杨圻出身江南书香世家，其父杨崇伊之伯父即为晚清著名的书法家杨沂孙。

因此笔者推断，杨崇伊、杨圻父子很可能均能作小篆，其书应受杨沂孙影响。

但父子二人均不以书家名世，一位热心于仕进，一位从遗老、诗人到吴佩孚的幕僚。

文人与主公关系的终结

陈廷杰篆《蓬莱吴上将军墓志铭》

陈廷杰书《蓬莱吴上将军墓志铭》

总之，杨圻是一位特殊历史时期的文人、诗人和爱国者。他的综合素养精深，精通诗文书画。

在留寓京城期间，广交天下名士，世人亦重其才学和人品，故而他的书法亦得以流传。

作为吴佩孚的幕僚，也是他的下属，杨圻穷尽后半生完成了对故主的尽忠，他赠吴佩孚书法上款多为“主公”。

杨、吴二人去世仅相距两年，他们的情谊也代表了旧式文人与主公之间关系的终结。（完结）

（作者邹典飞系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京派书法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