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归去来兮辞原文及
陶渊明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之一。钟嵘在《诗品》中称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实则陶渊明不仅仅是诗之隐者，更是士之隐者。中国士人在儒家济世的理想失败之后，退而寻求归隐，他们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人，必是陶潜，从这种意义上说，陶潜作为士人精神家园的意义，远远大于其作为诗人的意义。
陶渊明被视为菊的化身，正如提到梅花必会想到林和靖，曹雪芹在《石头记》中借黛玉的咏菊诗如是说，“一从陶令品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其实在陶诗中，写到菊的地方不过六次，远远不及“浮云”与“飞鸟”两个意象出现得频繁，陶之被认同为菊，应该说是一种品格上的认同。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他的诗风与东晋盛行的“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序）的玄言诗迥然不同，他将自然的冲淡与哲理的思辨水乳交融，展示了魏晋古朴诗风所能达到的极致高度。陶渊明标志着古朴诗歌时代的终结。
但陶渊明与他同时稍后的元嘉诗坛的热闹亦不相干。以“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为首，南朝诗坛风尚讲究词藻的华丽和对仗的工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序》）陶潜质朴自然的诗风，可以说与此正是格格不入，所以他在那个时代作为诗人是非主流的，在钟嵘的《诗品》中陶仅被列为中品。连他的好友颜延之对陶亦只以隐者视之，他在追祭陶的《陶征士诔》中，对于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仅以“学非称师，文取指达”一笔带过。而陶渊明所开创的田园诗一脉，其后鲜有和者，一直要等到七百余年后南宋范成大的出现，才算是有一些轻微的空谷回音。陶渊明在他所处的时代没有获得认同，这一点上，陶渊明象菊，在百花雕残的秋寂寞开放。
然而陶渊明的影响却绝不寂寞。昭明太子萧统可以说是慧眼认识陶渊明的第一人，他编辑了《陶渊明集》，并在序中评价：“其文章不群， 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下至唐代，李、杜、白均写过推崇陶渊明的诗句，而陶诗对王、孟、柳山水诗的亦有潜移熏陶之功。至北宋苏轼，更可谓为陶渊明知音，苏轼自谓“只渊明，是前身”，并逐一追和陶渊明的一百多首诗，这在历史上为仅见。
诚如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所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陶诗的好处在真、在自然。“种豆南山下”、“山气日夕佳”、“吾亦爱吾庐”，这样的诗句明白如话，仿佛从不经意间随手拈出。但陶诗以绝非毫无经营：“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用一“翼”字，传神画出新苗在晨风中若翔若舞的姿态；“飞盖入秦庭”一“飞”一“入”字，荆轲之慷慨壮烈义无反顾之状，生动如在目前······可见陶诗的锤炼功夫，正如苏轼所云，“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
关于陶诗与陶文的比较，历来见仁见智。推崇陶文如欧阳修者，曾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引) 如果说陶诗见其真见其淳，那么陶文无疑是见其情见其性了。《五柳先生传》以简炼笔墨，自绘出一幅性情中人小像，《桃花源记》为世人塑造一美好的乌托邦家园；而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之高旷，更教人百诵不厌，口齿噙香。王绩与李清照的号“东皋子”与“易安”，均取自《归去来兮辞》，其倾慕之情可以想见。苏轼曾櫽括《归去来兮辞》之意，作《哨遍》一词，张炎在《词源》评论道：“《哨遍》一曲，櫽括《归去来辞》，更是精妙，周、秦诸人所不能到。”《归去来兮辞》一文，其影响如此。
文学的发展规律是由简趋繁，且就个人自身的艺术才能而言，陶诗的简约自然不类李白的天才豪逸，也不似杜甫的技巧浑融，就艺术的创造性而言，陶渊明算不得最上品的。而陶渊明之为后世名家推崇，陶渊明影响之源远流长，更大程度上应该是由于其人格魅力所致，文如其人这评语，陶渊明是当之无愧的。
陶渊明身后被亲友谥为“靖节”，其人品高洁自有公论。孔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自伯、齐以来，中国一直不乏隐士。但也有不少隐士藉隐逸自高其名，以求朝廷征召，“终南捷径”这一典故，与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便是讽刺这种以隐遁为仕途捷径的伪“隐士”。
朱熹评陶渊明曰：“晋宋间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渊明却真个能不要，此其所以高于晋宋人也。”（《朱子语类》）陶渊明29岁出仕，42岁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彭泽令归隐，他归隐后的生活并不写意，“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正是其生活写照。但陶渊明却安贫乐道，怡然自处，“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他抚无弦琴，头巾漉酒，读《山海经》，咏古贤士，陶渊明能在贫困生活中活出这种种超逸风流，不仅是因为“性本爱丘山”，更源于他天性的淳真无尘。陶渊明归隐后曾有过两次出仕机会，义熙九年（412年）陶49岁“征著作郎，不就”（《宋书·陶潜传》），义熙十四年陶54岁，“征著作佐郎，不就”（《宋书·陶潜传》）。陶渊明是真隐，真个能享受自然之趣，一如他在《与子俨等疏》中所写：“见树木交阴，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中国的士人最可贵处，在于身处顺逆之境，都始终能坚持内心理想。他们在险恶仕途中抗争，是缘于他们知道身后还有陶渊明所示范的归隐的途径为支撑。当他们暂时或不得不从仕走向隐，他们也一定是吟诵着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样的场景，是陶渊明精神的生生不息，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煜煜闪光。
参考文献：（1）《中国文学史》（袁行霈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陶渊明集》（逯钦立 中华书局 1979年版）
作于?2008-08-08